欧盟最近开始对包括光伏板、电池和晶片等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征收11.8%的关税。到8月，这个税额将进一步提高到47.6%。
目前，关于中欧光伏争议问题在年内如何发展，（至少）存在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欧盟和中国未能达成谈判协议，47.6%的反倾销关税将于8月如期启动，接下来欧盟将于12月决定未来五年对中国产光伏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第二种是谈判持续很久，中欧及欧盟成员国之间都争论不决，结果欧盟成员国继续持反对态度，五年的反倾销措施无法实施。这样中国厂商将能够“一切照旧”，并以很便宜的价格将太阳能板出售给欧盟。
这样一来，许多欧洲光伏厂商就可能破产，中国光伏产业生产过剩的根本性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这两种情形，无论哪一种都不是我们期望的，因为它们都将对中欧关系以及朝低碳经济转型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第三种情形下，中欧将提出并接受“价格承诺”，即双方同意中国产光伏板将以特定的最低价格在欧盟市场销售。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收取反倾销关税，这笔钱也不会落入欧盟的口袋。这样一个协议的好处就是中国产光伏板仍然能以较低的价格在欧盟市场销售，但又不会和欧盟光伏板的价格差得那么离谱。
这样一个协议将有助于解决市场整合问题，并减少中国的光伏生产过剩，后者已经困扰中国太阳能产业相当长时间。由于产能过剩，即使没有这次的反倾销关税，中国光伏产业势必也要进行一次重新洗牌。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应该停止对太阳能产业的支持，转而支持针对出口市场的生产。但是，如果中国能促进国内市场的开发，尤其是鼓励分散式太阳能光伏设备的安装，将会更有意义。
为了解决气候危机，现在各方必须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以保持国内太阳能光伏发电能力的增长，保持市场的活力，而非通过贸易争端拖这个进程的后腿。如果给予传统媒体更大的理性分析空间，无论四川钼铜事件还是启东排污口事件，事情可能会解决得更好。”
6月6日，在中外对话举办的“2013中国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研讨会上，《南方周末》绿色新闻板块总监朱红军这样概括他对2012年环境新闻的感受。
他提到的四川什邡钼铜事件和江苏启东排污口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夏天的两起重大环境群体事件，两个相关工程项目最终停建。在四川什邡，有人在警民冲突中受伤；在江苏启东，警方并未采取强制性措施，但市民冲击了市政府大楼。政府被动出面回应、民众行为的暴力色彩加剧，是这两起事件的显著特征。
包括这两起事件在内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每一次都是一场“微舆论风暴”。社交媒体兼具广泛传播者和行动动员者的双重角色。今天在新浪微博搜索“启东事件”，有 459,792条结果；“什邡事件”的搜索结果是726,768条。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在新闻管控之下几乎集体失声。
中外对话与《卫报》刚刚颁发的最佳环境报道奖中，《南华早报》发表于《什邡冲突背后的官商瓜葛》，获得二等奖。作者何光伟并非《南华早报》记者，他作为特约撰稿人、为香港媒体完成这篇报道。同时，这也是本次唯一一篇以2012年重大环境公共事件为题材的获奖报道。《南华早报》编辑先是从何光伟的微博中发现线索，随即向他约稿。
正像朱红军说：“2012年最重要的特征是环境事件频发，但传统媒体几乎没有话语优势。”
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在研讨会上说，中国的公共决策常常是应急决策，环境因素经常被拖在后面，等到出事儿了急着做决策。他由此提出：“在传播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把利益相关性在适当时候进行有效告知？”
基于最近的研究，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曾繁旭在研讨会上说：“我们发现传统媒体扮演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
曾繁旭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在环境事件中民众和政府持有不同的两种话语，它们是非常断裂的。典型的政府话语包括：经济发展很重要、为此值得做出牺牲和妥协；技术已经发展得足够现先进；政府值得信赖，决策环节都足够科学。而典型的自媒体话语包括：技术最终是由人来运转的，所以技术本身有风险；决策程序存在较多问题，等等。
曾繁旭认为，此时，传统媒体有可能扮演一个角色，促使双方的话语纳入同一个平台，最后有可能促成政策的改变。
他们分析了近年邻避运动中的失败案例，比如彭州PX事件、南京和青岛的石化项目，发现其共同特征是本地官方媒体发声居多，民间的声音难以传达出来，外地媒体对技术的风险和民众沟通问题有所提及，但报道没有持续性，所以没有足够的压力促成双方对话和沟通。而在政府做出了改变的案例中，多半存在双方“把话说到一起去”的过程，比如北京六里屯反对垃圾焚烧的项目。
曾繁旭认为，当传统媒体因为压制而不能发出声音、而民众只能依靠社交媒体传播诉求时，事情向暴力化发展的可能性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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